刘宪阁：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发过一份电报，让他搜集西安的各份报纸，其中就包括了《大公报》，那起码我们可以认识到对毛泽东来说当时《大公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解说：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7日，张季鸾带领两位同仁冒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创办汉口版《大公报》，在敌机不时威胁下，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他断言中国能持久必能胜利，能全国动员则必能为最大限度之持久，他的文章刊出后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1938年4月6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率部重创日寇，4月8日，张季鸾在汉口版《大公报》发表《台儿庄胜利之后》，他说台儿庄之捷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此文由张季鸾起草，文中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刘宪阁：大公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一个主张对日缓和不主张对日马上对日抗战的这样一个报纸，变成了一个坚决主张抗战宣传抗战到底，就是觉得中日之间不可调和的这样一份报纸。
解说：这是一张张季鸾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时间是1941年7月26日，针对日军占领安南后国府的对外政策，张季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以一介布衣之身频繁地参与国家的战时外交和国际宣传，成为蒋介石推崇的智囊人物。
王康（民间学者）：所以八年当中《大公报》的那些社论张季鸾自己写了将近一半，国家大事天下安危，都能够某种程度通过《大公报》通过张季鸾那双笔来昭示天下，而同时《大公报》从来没有要国民政府的一分钱的津贴，没有要蒋公的经济上的任何的支持，经济上完全保持着独立。
影片片段：自民国元年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的职务，都却而未就，这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深重义不容辞。
解说：国难当头，一张报纸能否苟安，张季鸾说《大公报》不能在日寇的包围下窒息而亡，于是这张承载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报纸开始了流亡之路，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都留下《大公报》流亡的身影，国难的痛苦这张报纸感同身受。
傅国涌（民间学者）：大公报这个时候是到了就是说已经是卢沟桥事变之后已经到了没有余地了，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只有奋起抗日了，所以《大公报》只能是扑上去，所以《大公报》牺牲了几个报馆，上海也牺牲了，天津也牺牲了，汉口也牺牲了，然后在重庆和香港办的后来香港也牺牲了，《大公报》你说牺牲了多少家报馆。
牛济：《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纸，这正是中国人的中国报人的气节。
影片片段：国家作战必须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接受这任务，国家今天有权要求任何人民去上前线去效死，有权要求人民献产或毁产，那么做报的人起码当然贡献一张报于国家听其统制而使用。
解说：国事飘摇的1937年夏，张季鸾五十寿辰刚过，他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出生了，张季鸾喜出望外，他对人戏称多年奋斗私人成绩仅此块肉略可告慰古人耳，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国府高官赠送的金银饰物堆成了一座小山。
李赋英：后来张先生就和他的夫人商量，他说是国难当头，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的民众呢在敌人的炮火中大量的伤亡，那么我张某人怎么可以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呢，咱们把这个巨款捐献给租界的难民吧，他的夫人倒是很明大义的，就同意了，就是想留下来两件作为纪念品，就是两件很好玩的东西，她想把它留下来，张先生就说他说是你就知道镐弟（张士基的乳名）可爱，好多比镐弟还要可爱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他们非常盼望有人救助，他说你看呢，后来陈夫人就是把所有的全部都捐出去了。
解说：多年以后张士基说父亲给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难忘的存放之地。
牛济：他这个人为人非常清廉，在他过50岁的生日时候有人以万元为先生收，有人送给他一万块钱，当时他经济正在拮据中，他说我在报社如同守节一样现在到快立牌坊的时候了，我岂能为这一万块钱把牌坊丧失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