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资料图）
文/赵毅波
近日，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引发公众关注，与此同时，一则关于《大公报》的民国轶事也火了起来。
1947年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
故事最权威的来源是唐振常之子唐明的一篇文章。唐明在《我的父亲唐振常与大公报》写到：
1947年7月，地下党所办《文萃》案事发，数人被捕，父亲也因之而被中统局逮捕。当夜，王芸生电话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吴国桢以他方从南方回来为词，意图拖延。王芸生断然告诉他，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这话起了作用，中统局不得不于当晚放了父亲。这固然是大公报领导人对其下属人员被捕这样重大的事件所表现的态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健熙一篇《侠儒唐振常》，记述了唐振常被抓的原因：当时，中统正在搜捕中共地下党员黎澍。唐振常和《文汇报》主笔张若达同住的居所正是黎的旧居，黎的一本台历还留在张的房间。7月23日晚，中统特务以台历为证据，将唐振常和张若达逮捕，企图获得关于黎澍的行踪。在王芸生给吴国桢打电话后，唐振常很快被释放。
一般认为，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普遍较高。在较为宽容的舆论环境下，他们借助于报刊等媒体发表对于时局的看法，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王芸生就属于这样一类人。
王芸生1929年进入《大公报》，并在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曾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历史学者丁东这样说，民国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彩，是因为在当时的法治框架下，民间有办报的权利。民国办得好的报纸，都是民营的报纸，而不是执政党的党报。
丁东这样评述当时的《大公报》，一是以文人论政定位。其二，论政的过程中吸引文人参加。其三，事关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民众的忧乐，人类的前途，绝不回避躲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