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6页。]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