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1934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934年1月7日，胡适率先发表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胡适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而在“星期论文”开辟前的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胡适的贺词《后生可畏》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孩子”（相对于历史更加悠久的《申报》等），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赞美：“然而这个小孩子居然在这几年之中，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这真是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了。”
胡适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对胡适的批评，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谦虚地接受，并承诺道：“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
当时胡适对《大公报》的批评主要指向的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胡适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社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公报》非常重视，而且对它有着一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主要与他对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角色定位有着一定的关联。
这种自我认同在1933年4月8日他坚拒汪精卫请他担任教育部长的回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注：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