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