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法就是，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又主张苏联式的经济模式。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普遍的主张。大公报记者曹谷冰的苏俄纪行，对于那个模式没有多少批评。人们也未见大公报上有关于类似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那样的反思。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由于蒋介石的经济在内战时期的崩溃，人们期待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民族之崛起，也就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正像书中所谓，连胡适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远景。
任先生认为，关于边沁的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本问题，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其实这个计算基本上无法完成。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倒是影响深远。
三是，大而言之，五·四的科学民主之倡导，没有关联到西方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相对于民主而言，相对于平等而言的；宗教，上帝，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如果没有自由的总原则，平等和民主，就是一种虚假的模拟和有害的试验；如果没有对于理性主义的宽容的限定，就没有理性本身的理性 ——最近，王元化先生对于理性启蒙的反思，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许多西方学者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启蒙和启蒙运动的。（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输出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输出，是否异途同归乎，很值得思索。）如果人们没有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胸怀，就完全可能自称是理性的占有者而行非理性的暴力；再就是，如果没有人们还看见一个比科学指向更为庞大的世界之对象，宇宙之对象，就会走向一种科技至上主义和所谓的工具理性说（其实，西方现代哲学已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产生了合二为一的认同；工具说的性质已经非常可疑）。而今，谈论自由主义的源流，就不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当然，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考，就是对于上帝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加上尼采等人对于耶稣基督的批判相辅相成，是对一个事务的辨正思维。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对于政教合一的攻击甚至毁灭之，宗教中邪恶的部分，就会站到宗教善良愿望的反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应该注意到，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的信徒身份——他和他的知交马相伯神父的交往，也是大公报办报宗旨，起码是一种潜在的意志和诉求。
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感谢任先生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思考。
在这个思考里面，人们可以多少看清楚，何以从一开始，从张季鸾那里，就有对列宁的歌颂；何以王芸生，任先生称之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守望者”，会北上“ 招安”于社会主义，何以现在人们还是将自由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水火相容的一个期望，这些都是可以纳入思考之列的课题。
在考证社会主义及其原教旨和修正主义的历史时期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主义之一部分，从其原教旨中有所分离；在老“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学说的修正版里，衍生出不久前产生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有同于王芸生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道而行”，也有极大不同，王其实是在说，要在苏美之间中道而行，即不同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中道而行”——当然这种中道，就是毛泽东说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宗旨，也许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必要的互补。而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对于时局的看法，老实说，还停留在对于此一涵义的朴素的诠释阶段。虽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大公报人的看法、王芸生的看法，已经磨合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这里就是我们通常注意到的如新闻自由问题、开放党禁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等等。就是说，大公报是在不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主张基本的自由主义之前途。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公报如何面对中国的具体现实。书中援引了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提出了何以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自由主义占了下风。简单说来，是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像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人物，甚至像宋庆龄、张澜、沈钧儒这样的大人物，不是也接受了社会主义吗？遑论几个摇笔杆子的报人乎？是的，我们记得为边沁的书《政府片论》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如果说胡适们、殷海光们也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们的实践，后来有了民主的报偿，这是制度还是天才的产物呢？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大公报在所谓的两极决战中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在选择国共两个党派的政治方向上，的确是倾向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她的小骂大帮忙，确实是主张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的（见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只是这个改革由于内忧外患而功败垂成。所以，前几年我们将此课题只是放在大公报也骂过蒋这一点上，是有历史局限的。
任先生说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是大公报之灵魂，也是大公报拥护蒋介石独裁的一个证明。这个结论的历史定位，是内地作者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局限。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孙中山的训政时期的长短，是夹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孙中山和苏俄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欧美化的努力，这为蒋的独裁带来某种历史的机遇；再者，蒋的独裁和张季鸾眼里苏俄、共产党的独裁，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的差别。所以，撇开战时的特点，只就国共两党，对于自由之空间而论，张季鸾没有考虑非蒋化于西安事变之中，是有他的历史预见和感觉的，而王芸生后来容纳大量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报馆，和张季鸾的做法大相廷径，为后来他的北上，做了有意无意的铺垫—— 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来的究为何物！
所以，大公报和蒋介石的关系，在其支持并拥护其抗战，张的历史选择没有任何过错。也是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时期正确因应的证明。
其实，张季鸾对于蒋是有着某种复杂关系的，他早年痛骂过蒋。二十年代末期，蒋统一中国后，他没有发现其他可以和蒋构成抗衡的任何势力。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表现；日寇还没有大举进攻内地身份；华北之大，尚可以放下那张书桌。所以，张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这个“国家中心 ”即便是到了抗战结束，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毛不是也在重庆谈判时高呼“万岁”吗？更不要说蒋介石的改革，后虽偏安一隅，但是毕竟是那场民主改革的潜在动力。这个功绩，也应了张的历史眼光。
最后，我们不能把张与蒋之私交，看成是张对蒋的惟命是从。不，大公报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是大骂而痛加诟病蒋的许多举措的。这说明张自有主张，说他是蒋的诤友，也为尝不可！
话说回来。大公报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张季鸾、王芸生等人“一支笔”的言论负责制上。除掉了他们的“一支笔”，大公报也就名存实亡了。简而言之，是蒋介石允许这样一张报纸存在，而到了毛，大公报就寿终正寝了。
张季鸾死在四十年代初；胡政之是在易帜的隆隆炮声中辞世而去的，很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而王芸生的命运，在以后的时期，确实是滑向了以“公”代其私的地步，“大公”的涵义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质变，成为一人之私下面的“公”了。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