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过了两天，《民国日报》却刊出了陈德徵批判胡适的文章：“不懂得党，不要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治，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的最高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随后，胡适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作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不久，胡适的这些文章与其他倡导人权与法治的同仁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胡适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面对胡适的“猛攻”，国民党予以无情的政治封杀。8月28日，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十八次常务会议，指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党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案。”上海政治批判胡适的做法见报之后，北平、天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纷纷采取相应的政治打压手段。胡适在其9月9日的日记中剪贴了两张来自北京和天津批判他的报纸，“（北）平市党员多认为议论牵强，有意诋毁主义。党员黄汝冀等，已向党部请求中央严加惩处，附议者已达百余人”。北平市国民党党部还将胡适与共产党联系起来，“当此反动派伺机活动，共产党文艺政策高唱入云之时，该胡适原为一丧行文人，其背景如何，吾人虽不得而知，然其冀图解我共言，摇我党基之企谋，固已昭然若揭”。“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刘不同提议，胡适诋毁总理学说，请中央惩办。已通过，并电中央”。青岛市执委会要求将胡适“逮捕解京，予以严惩”。9月13日，江苏省党部召开第四十七次执委会，通过报请中央缉捕胡适的决议案。9月14日、15日，北平、天津两地党部通过了提请中央逮捕胡适的议案。
随后，各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在批胡运动中，国民党还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并且预告还要出版第二辑。这些批胡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认为胡适的言行已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反党罪”。认为胡适受到了“共产党、改组派及帝国主义反宣传”的影响，胡适的行为“为帝国主义与奸商张目，蹈卖国汉奸之所为”。
胡适的这些言论尽管受到了国民党的强烈批判，但也得到了知识界的高度赞扬。蔡元培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还有外国人支持胡适，“一个政府与其把胡适抓起来，不如听听他的劝告”。同时，胡适激烈批评国民党，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并非真正的反对国民党。正由于胡适在新文学上的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再加上其出发点不是反对国民党。因此，面对各地党部要求惩办胡适的通电，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一种自认妥当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转令教育部对胡适予以警告。
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是胡适的同学，为了完成这个烫手的任务，蒋梦麟搜肠刮肚地起草了一份含糊其辞、暗示明显的部令给胡适，此训令开头就说，“为令饬事：奉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开”，又告诉胡适“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接下来所有的要惩罚胡适的理由几乎全用了上海市党部提交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