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代的“城管”与拆迁

　　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搞拆迁”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不无启示。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管队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二月，因为“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广之”，即负责拆迁工程。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坚决不从，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其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又如元五年（公元1090 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适应蓬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现在看《清明上河图》，在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的代价。对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