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玲旅游回来，我们约了共进早餐。走到电梯前看到贴在门上的告示∶电梯在修理，请走楼梯。这时同楼的俄裔太太也正要下楼，她苦笑摇头说∶“算了，不买菜了。”我没打退堂鼓，想到玲玲一定有许多趣事要讲给我听。虽然我们住七楼，下楼梯毕竟容易。有心的大楼管理员已经在每层楼都安放了一张椅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Hunter College上课。一天傍晚，突然教室的灯熄了，整个城市都跌入黑暗中。好在我们班上抽烟的人不少，靠他们的打火机照亮，我们走完了十几层楼。到了街上一片混乱，气氛紧张。我们那个时代台北经常停电，我简直没当回事。地铁不通，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在台北时我挤车低能，前面後面的都上了车，我还留在原地。可是跟纽约人比，我成了高手，一下就挤上了车。沛然对我早早归来很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我竟然顺便跟一个临时出来卖蜡烛的人买了两枝蜡烛。

　　今天虽然艳阳高照，却依然很冷。这个春天非常不够意思，迟迟不肯到来。门口的两株垂樱仍然光秃秃。

　　和玲玲分手回来，电梯还在修，门房法兰克不带希望地说∶“但愿今天能修好。”要爬上七层楼，实在有点那个。不过，想到每层楼都放了椅子，心里踏实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