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桑吉加说他跳舞编舞，是为表达自己 /本报摄
时隔五年，桑吉加的《那一年，这一天》重回香港，六月十三、十四两日在葵青剧院演出，为纪念城市当代舞蹈团（CCDC）成立三十五周年。
“首演时是CCDC成立三十年，这次再演，又赶上三十五年，真巧。”记者面前的桑吉加绑一条长辫子，眉宇间多了些沧桑，不过眼神仍然澄澈，笑起来会脸红。
将近两千个日子过去，不论舞团抑或桑吉加本人，都变了。有七、八位舞者并未参与五年前首演，桑吉加将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和特质改编已有段落，用他的话说，是“微调”。
虽细微，但这类调整必不可少。不要说隔了五年，哪怕只隔一晚，两场演出都不会重复。
“我喜欢变化。”桑吉加说。这也是他选择现代舞的原因。
舞台上的记忆片段
《那一年，这一天》讲的是记忆。二○○二到二○○七，桑吉加获“劳力士艺术家计划”资助，去德国法兰克福芭蕾舞团，随艺术总监威廉．科塞学习。回国后，曹诚渊约他见面，希望他排一齣作品，在CCDC第三十个舞季中演出。“离开CCDC好多年，已快要记不清当初合作伙伴的模样。”于是，他想用这作品找回些彼处的踪影。一讲，便停不下，不单有他对舞团的记忆，也延伸到当年的沙田坳道，当年的城市，甚至他自己童年和少年的光景。台上的布景道具，一扇门半格窗，都亲暱，“有家的味道”，也暗合了记忆与个体的亲密关系。
“有些事情我们记得，有些忘记。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记得，又为什么会忘记？”那些记忆中的深浅断片，在舞台上，具体化为乐句间的休止，舞者张扬爆发又迅速转为忧伤细腻的肢体语彙，以及录像中忽然的断带和黑屏。
“舞蹈并不是我讲故事的唯一方法。”桑吉加说，在他看来，肢体、音乐、道具、录像甚至剧场空间本身，都是现代舞的一部分。“哪来那么多框框呢？”
从民族舞到现代舞
对于“框框”近乎天然的拒斥，将桑吉加一步步送入现代舞的世界，不拘束，自由以及无限的可能性。一九九三年，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舞专业大二学生，见到广东现代舞实验班毕业生来京结业演出。那个实验班，正是日后中国内地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的前身。
“哦，原来舞可以这样跳。”那时的桑吉加，从甘肃牧区隻身来京，已在学校练功房里跳了六年。大专毕业后，他以“优等生”名义报送入大学，“学校当时希望把我培养成未来的民族舞专家。”
民族舞专家？在彼时的桑吉加眼中，那几乎等同于跳一辈子藏族舞、傣族舞或者蒙古舞。倒不至于厌倦，只是他想找到更鲜活更能见出个性的表达。
“看完那场结业演出，我给实验班的曹老师（曹诚渊）打电话，说我想去广东。”电话那头只有两个字：“快来。”很快地，他收拾行李南下，可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也跟?追来。“你得回去。”言外之意是国家出钱培养你，你不该半途而废。
“你怎么答？”记者问桑吉加。
“我说不行，我不能回去。”
结果，实验班替桑吉加交了罚款，他留下了。开始与班上邢亮、沈伟等同学一起“摸索”，“天天在练功房里泡?，你跳我编的舞，我跳你编的舞。”后来，那个班里走出了中国内地第一代现代舞者。
借舞蹈表达自己
一九九六年，桑吉加参加第七届巴黎国际现代舞比赛，获男子独舞金奖。翌年，他申请亚洲协会奖学金，在纽约住了一年，什么都不做，“就是看演出”，百老汇音乐剧，交响乐和戏剧等等，“几乎每晚都在剧院里，难看的好看的，都看。”有一次，桑吉加花了三十美元入场，从头到尾只见一老妇静坐台上敲木鱼，梆梆梆，“我差点冲出来要求退票”。
即便并非每次观赏都称得上愉悦，但长时间浸淫西方当代艺术语境中，令到桑吉加觉出自己的差距。“只是自己闷头在练功房里摸索，并不够。”他开始思考要不要继续跳，以及如果继续，未来该怎么跳。“原来跳舞的时候只会考虑‘动’本身，那之后，开始考虑‘动’背后的更深层意义。”他开始关注戏剧对于角色的阐释，接触现代音乐，也开始尝试编舞。和在北京学跳舞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同，“编舞”这门课没有教材，也没有导师。
“你的灵感从哪里来？”
“我观察。”桑吉加过往的作品，不论早几年的《无以名状》，抑或最近的《重置》和今次的《那一年，这一天》，都是从“我”出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将往何处去。此处的“我”，不单是他自己，还有平凡日子平凡街道平凡生活的你我。
“我不会编什么中国特色的现代舞。”那些称谓，对桑吉加来说，太过“符号化”。甘南牧区长大的他，小时候见到电视里的霍元甲，开始嚮往外面的“更大的世界”。后来，他离开牧区去北京跳舞，南下广州，再去纽约和德国和北欧等地排舞编舞，一路走来，无他，只是想“借由舞蹈表达自己”。
桑吉加说自己是内向的人，“和陌生人挨?坐两个小时也不会搭讪”的那种。“只有在舞蹈里，我才能找到那个张扬的自己。”他说完，脸一红，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