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保利香港2013秋拍现场
上月底，佳士得香港秋拍收槌。虽然曾梵志的《协和医院》三联画并未撼动两个月前苏富比香港拍场那幅《最后的晚餐》创下的天价，但总交易额仍超过三十八亿港元，较今年春拍增长百分之二十。有人说，中国艺术品市场经歷了二○一二年的“寒冬”后，已呈现出回暖势头。甫嗅到春天味道，各拍卖行便跃跃欲试：保利和嘉德等内地拍卖行来港，佳士得和苏富比因看好内地新富阶层购买力而进驻内地。幕布开启，有戏开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有各热闹。本报记者 李 梦
当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十月五日晚香港苏富比夜拍创下一亿八千万元的亚洲当代艺术品新纪录时，一街之隔的君悦酒店内，保利香港的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刚刚落槌，全部八十四件拍品成交七十六件，成交率达百分之九十。
最让保利香港现当代艺术部门资深专家钟嘉贤觉得吃惊的，是丁衍庸三幅作品的成交价均高出拍前估价约十倍。其中一幅《仕女坐像》以四百六十万元成交，位列艺术家个人油画成交纪录前三甲。而今年四月保利香港春拍上，丁衍庸的《鸿虎Ⅳ》只卖了六十九万元，略高过最低估价。
丁衍庸画作拍出高价
相比半年前，丁衍庸画作今次高价落槌的原因，除拍场回暖外，还由于保利香港在今年秋拍将三幅画作“攒”成一个名为“丁衍庸油画──香港重要私人收藏系列”的专题推出，且三件拍品均首度现身拍场。
“要不停登门做工作啊。”钟嘉贤回想当初劝说藏家让出这三幅作品时，用了“做工作”这样一个在香港并不常见的词。钟嘉贤生于香港，曾赴德修读美术史。如今保利香港中国现当代艺术部门专家，算上她一共四位，要搜集拍品、编写拍品图录，甚至为图录版式设计费心思。
“这对我而言是全新经歷。”钟嘉贤去年秋拍加入保利，那是保利香港成立后首场拍卖。之前，她在香港佳士得工作了五年，“打交道的多是外国人”。
保利“南渡”第一年是内地艺术品市场颇不景气的一年。交易额自二○○八年以来的井喷式增长到二○一二年戛然停止，成交额从九十亿美元回落至五十亿，缩水超过百分之四十。虽然这间二○○五年成立于北京的拍卖公司在二○一二年春拍中将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拍出二亿九千万人民币天价，颇有些逆势上扬姿态，但中国现当代艺术板块的成交额却并不理想：六月现当代中国艺术日场，一百五十件拍品流拍七十七件，最高成交价的陈逸飞《阳光下的水乡》只卖出二百零七万人民币；十二月现当代中国艺术日拍，一百五十件拍品成交率仅为百分之四十，即便重头拍品聚集的夜拍，成交价也多介于最低与最高估价间。
艺术品徵集税制宽松
面对如此尴尬景况，“南渡”香港开拓市场的想法亦在情理中。在执行董事、曾供职佳士得的张益修看来，香港因良好的税制、交通和中西交汇的地理位置，“很适合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而且，保利的国企背景（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际信託投资公司联合组建），令到其下属拍卖公司仅用八年时间便跃升为内地第一、世界第三，这在张益修看来，“是保利香港的靠山和优势”。
另外，愈演愈烈的“查税风波”也令到内地拍卖行心惊。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规定，与中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进口艺术品需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约佔艺术品价格百分之三十；未与中国签订协定的国家，仅关税一项便为百分之五十。虽然嘉德和保利高层从未提及此因，但“南渡”香港后，海外徵集的艺术品可直接落户税制宽松的香港以避开高额税收，个中长短，一望可知。
过往积攒的资源，以及香港的制度优势和艺术环境渐趋成形（M+博物馆启动，巴塞尔艺术展落户，高古轩和白立方等外国知名画廊纷纷来港），促使保利迈出“南渡”第一步。首拍选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尾，与佳士得秋拍几乎同时，且成绩不俗：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朱德群的《红肥绿瘦》卖了四千多万元，以同等尺幅计算，刷新画家世界拍卖纪录。首拍总成交额五亿两千万元，佔当年保利秋拍总成交额六分之一。
当然，任何决定都有风险。即便在内地拍场风头正盛，可保利来到香港，面对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巨头，以及几乎同时来港开拓业务的、有二十年歷史的内地同行嘉德，能否适应香港“水土”，是关乎其发展的重要问题。保利香港的办公地点在金钟太古广场七楼，与香港苏富比毗邻而居，或也看出其借鉴“前辈”的用心。“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张益修说。
保利北京执行董事赵旭曾说，在香港，卖得最好的往往是现当代艺术品，其次是瓷器、珠宝和中国古代书画；而在北京，顺序是反过来的。所以，保利香港首拍在中国古董珍玩等“优势”外，开设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与嘉德仅推出傢具和古董两项专拍的“守势”相比，更显大胆。其实，保利香港首个中国现当代艺术专场笼络的拍品不多，一共四十九件，却包含来自赵无极和吴冠中等估价超过五百万元的拍品共六件，并见不到他们在北京拍场时常推介的内地年轻艺术家。而且，拍品全部来自海外。最终，四十一件拍品总成交额超过一亿五千万元。当年苏富比秋拍“亚洲当代艺术”板块一百十一件拍品的总成交额为一亿一千七百万元。
“量少而精是我们的原则。”钟嘉贤说。
助买家更了解艺术
一次“试水”，令到保利香港深入香港市场的决心更加坚定。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秋拍最后一场落槌后，张益修对首拍成绩表示“十分满意”，还说今后将固定春、秋两季在香港举行拍卖会。
四个月后的二○一三年春拍上，保利香港增加“珠宝和钟表”等专场，上拍总数达到一千件，较首季上涨超过百分之四十。中国现当代艺术部分拍品增加至八十七件，最终成交七十件，总成交额约为一亿九千万元。不过，总成交额增长远不及拍品增长比例，因那季春拍在不少行家看来，“好东西不多”。香港苏富比为筹备四十周年秋拍，春拍不会轻易放出佳品；其他拍卖行因去年艺术品市场低迷，也大多以守为主，不愿妄动。
对照来看，保利香港那季中国现当代艺术部分成绩亦平平：曾梵志“面具”系列后的《毛泽东沁园春．雪》以一千七百二十五万元成交，仅高出最低估价二十五万元。估价前五名的拍品，要么在最低与最高估价间成交，要么略高过最高估价，未出现上季朱德群作品那样超过估价数倍的好成绩。
“藏家的跟进非常理性，没有盲目追高。”知名策展人顾振清评价二○一三年香港春拍成绩时说：“藏家对艺术品的鉴别越来越专业。”有行内人士将今年春拍定义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悄然回暖”的前兆，佳士得专家李佳也说：“市场不可能永远疯下去”。
钟嘉贤认同内地藏家“日益专业”这一说法。她最初接触中国藏家时，发觉他们对中国书画和瓷器的认知远高过现当代艺术。“不过一、两次拍卖做下来，藏家对于拍品也有了自己的看法。”见得多了，也几乎不再问“赵无极的画凭什么卖这么贵”这样的问题。
介绍内地年轻画家
每季拍卖前，保利香港的专家都尝试为拍品“梳理出一条美术史脉络”。譬如今年春拍推出“东方抽象──赵无极与朱德群”系列，以编年形式罗列两位旅法画家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作品。拍品还是那些，只不过钟嘉贤和同事们设计了一个“架构”，以帮助买家更直观了解艺术流派和发展脉络。
如是“提炼学术价值”的做法，并非保利原创。近几年艺术品市场行情不稳，拍卖行纷纷在“艺术之内商业之外”做起文章来，“中国现当代艺术”一场专拍每每被拆分为“吴冠中系列”或“尤伦斯夫妇收藏”等单元，一来可受“集群效应”之惠，二来也如钟嘉贤所说，帮助买家了解艺术。“收藏现当代艺术的乐趣之一便是买家与艺术家一同成长。”在她看来，“拍卖行远不止是一门生意”。
有鉴今年春拍预示的市场“回暖”趋势，保利香港在五、六月间举行“夏拍”，突破惯常春、秋两拍模式，上月落槌的秋拍也依旧一副大步前进的架势：拍品增至一千八百多件，增开“中国当代水墨”等板块，专场由五个增加至十三个。与过往两季专注知名艺术家不同，今季现当代艺术板块开始向本地和海外藏家介绍中国内地年轻画家，譬如一九八三年出生的陈飞。他的一幅《我的安全气囊打开了》在今年秋拍上以八十六万元成交，高出最高估价近五倍。
“我们来到香港拍卖，目的是将中国艺术推广至世界。”张益修说。今年三月，保利继苏富比之后在太古广场开设艺术空间，十一月初举办展览“亚洲不安之旅”，介绍内地年轻艺术家，其中就包括陈飞。
当代艺术更受重视
虽然张益修一直说“我们刚到，希望慢慢来”，但回顾保利香港过往三季拍卖，不难看出他们的步速并不慢。某种程度上，这间年轻拍卖行的步速甚至超过了它自称要“学习”的前辈：今年七月，苏富比艺术空间举行春宫画收藏展，只展不卖；而三个月后香港保利秋拍，最后一场是中、日、韩春宫艺术专场，可惜成绩一般：九十件拍品，最终仅成交四十九件。
今年逢保利八周年、嘉德二十周年和苏富比香港四十年，拍卖密集到追赶不迭的地步，保利北京甚至一周内举办六十五场拍卖。在钟嘉贤看来，忙碌一年过后，曾梵志、赵无极和刘野等拍场大热纷纷刷新成交纪录，“大家对整个亚洲艺术品市场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她将《最后的晚餐》看成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可，“这不仅仅是（曾梵志）一个人的成绩。”
香港邦瀚斯执行总裁陈楷逊曾说，入驻香港的拍卖行，看到的不止是七百万人口的市场，而是“想利用香港的平台优势”。虽然香港的运营成本是内地的四至五倍，虽然此前进驻香港的内地拍卖行往往两、三季后便不见踪影，但张益修对未来仍抱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如今中国艺术品市场和美国战后的情形类似：不断成长，并不断调整。“大家会说如今市场低迷，但你几乎没有见到真正好的艺术品被低卖过，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