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岁起，一直到十六岁，应该说我都是在念书。我先後跟过两位先生。母亲对这两位先生很敬重，总是三天两头去看先生，经常询问我的学业，对先生说“我儿子交给你了，不听话就打”。我深知念书的来之不易，自然就十二分用功，从未挨过打。这六年，我经历了土匪作乱、日本鬼子进村、乡党欺压，念私塾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也算写了几年毛笔字，这恐怕就是人们说的“功底”。

　　有一年春节，我去姑妈家拜年。她算是当地大户人家，门对子年年都写得好，很负盛名。我一进她家门，先看大门联，果然名不虚传，字写得好，内容贴切，大气磅，我默默记在心里∶“不论天下事 先过太平年”。第二年，我就照这副春联写了自己家的大门对子。这是我第一次写春联，诚惶诚恐。春联一经贴上门，就引来众人评头论足。母亲不识字，看不出字的稚嫩，但她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写春联了，那种激动的喜悦，我至今难忘。那一刻，母亲对我的赞许和期盼，激励我终生！

　　几十年来坚持写字

　　我十六岁那年，失散了多年的舅舅苏自水从上海衣锦还乡。他看到我们生活很艰难，决定把我带到上海。我在上海打拚了近二十年，经历了新中国诞生、上海解放、公私合营、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一九五八年调进上海锅炉厂，在一个万人车间任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在上海也算是大有作为了。一九六二年，我响应政府号召，回安徽老家支农。一九六四年，政府落实政策，我又得以回上海，同年支持三线建设调至广西桂林风动工具厂。在上海，在桂林，我虽然再没机会写春联，但读书、习字都始终没有断过。

　　一九八○年我退休回乡，又回归农耕生活。只不过每年的春联不再需要我写了，孩子们都成了知识分子，他们接我的笔一年一年的书写。在村上，写春联也不再是稀罕事，家家都有读书人，不变的是家家仍然很在意，那毕竟是文化的符号。

　　转眼间，我退休已三十多年了。

　　如今儿孙满堂，三个曾孙承欢膝下。有趣的是，我年入古稀後又拿起毛笔担负起写春联的任务。孩子们都各奔东西，各有造就，我和老伴成了“空巢老人”，写春联的任务自然又落到我头上，倒也乐在其中。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天步行一小时，随後写毛笔字，少则四、五十个字，多则百馀字。散步、写毛笔字已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日曾孙提出学我写字，我很乐意与他们一起进步。我想起了儿时学的《弟子规》，想起母亲对鲁家的担当，想起母亲的言传身教，只有大孝子才能大成就。这不也是母亲留给後代的精神财富吗，不正是弟子规的圣人之训吗！“入则孝”、“出则悌”，谨、信、道、善、远、德、学、砺，还有“泛爱众”“馀力学文”等等，我想把它再写一遍，留给我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