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当下的社会，在王安忆看来，充斥着「暗示」

　　和王安忆聊天，你遇不见太辽阔太形而上的命题。通常都是些琐细人事，譬如上海街头将小狗小猫放进婴儿车中推着走的红男绿女，又如北京人豪爽，开车忘了路，不打紧，兜个大圈再转回来。先生是北方人，依她形容，属于「到了人多的地方便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的那类。「上海人在人群中，总会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位置，也不会干扰别人。」王安忆形容上海人的性格时，用了「精确」这词。

　　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鸽子、老妈子和女学生，王安忆在《长恨歌》开篇专辟了四、五章的篇幅细细描摹过的，如今都在消失，旧时候的东西连带着年岁积攒下的脾性也跟着消失。「不单上海，全国的城市都一样，不知道从哪里采的样。」

　　弄堂老了旧了，被拆被改建再自然不过，前提是依循个体的需要。她并非一味泥古，只是不想摩天大楼一路盖过来，末了一看，所有地方都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形容的那样，变成了「一致」。她记得侯孝贤在一篇文章中说，台北这城市好在「有很多空隙」，容得下不同。而如今的上海呢，年轻人的用物、谈论的话题甚至追随的潮流，全都「一模一样」。「可每个人静下心来好好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她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致辞，鼓励年轻人「不要急于加入竞争」，「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尽想着有用，而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有人说她「站着说话不腰疼」，她于是想到当年《启蒙年代》面世后，有人惊讶，「为什么你把??文革??写得这么美好？」

　　在她看来，这样的「为什么」，含着要求话语一致性的「暗示」。而这样的「暗示」，「读书太奢侈」的暗示，或者「灰姑娘遇见白马王子」的暗示，正充斥着当下人的生活。她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写作，常感叹学生的爱情小说写得单调。「可能连谈恋爱都有格式了吧。」

　　「在按部就班里，做个不一样的人好像很难，但代价未必很大。」像她，不上网不刷微博，受不了有关机器的一切，「到了这样的岁数还在学校到处找课听」，不也过得好好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