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末，陈寅恪的弟子以一部《红与黑》红极一时，周一良以当时的社会现状写了一首七律，其中两联颇堪玩味∶“小民何日免饥色，细君几夜怯空楼。凄凉最是教化界（自注∶教育文化，谐‘叫化’），书卷难作稻粱谋。”尤其是“凄凉最是教化界，书卷难作稻粱谋”，就不仅仅是自嘲，而是无奈的抗争和呐喊！

　　季羡林晚年专门请人刻了一方闲章，自嘲为“四半老人”，即半聋半瞎，半瘸半拐的意思。可他还是不停地工作，後来住进医院，也丝毫不懈，他的《病榻杂记》就是在医院里创作完成的。

　　八十年代末，有出版社请施蛰存自编一本短篇小说选集。他觉得自己的小说数量不多，有心出一本“小说全集”，但出版社不允。他终於想明白，此中原委，是老作家们被分成不同等第∶像鲁迅可出全集；茅盾和巴金可出文集；像他这样的只能出选集。於是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署名“北山”，写了一篇自嘲文章（因篇幅关系，不引录）。施君这篇文章有狂放的一面，可那是一种内心的清高，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自我评判；他不会以此去争外在的待遇，更不会因为他人的评判的高下而忿忿不平──他心中自有秤一杆。所以他只止於自嘲，也乐於自嘲，因为在自嘲中，他已表达了对不合理的现象和思维的批评。

　　时到如今，狂傲者比比皆是，清高者则日见稀少，争名争利者日见其多，能平静自嘲者几成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