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傅莹副外长作为嘉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公共外交论坛上致词，即兴讲了八九分钟。在我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三层意思。一、搞公共外交，面对的是各种外国听众，我们必须学会用不同听众都听得懂，而且听得进的语言同人家讲话，换句话说，要讲明白话（之後，傅莹又抑扬顿挫地强调∶要─讲─明─白─话）。二、如何应对外国记者，是一门艺术，一种“难”的艺术，得斗智。就拿电视记者来说吧，这个斗智的目的必须首先弄明白。听你讲话的对象，不仅是坐在你面前的记者，而且还是，甚至更是电视镜头背後的观众。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後，你也许斗赢了面前的记者，但你却可能失去电视镜头背後的人，即电视观众。三、有的时候，我们会责怪西方记者，质问他们为什麽不能正面地、平衡地报道中国？我倒是觉得，我们对西方记者这样的期待，似乎高了一点。要知道，西方媒体的基因就是批评，他们的记者向你提问，常常是让你难堪的，况且，他们对其本国的东西，也不总是客观地、平衡地报道的。我在场边听边记边感慨∶关於公共外交的话，竟然可以说得如此不同凡响！

　　再次翻看傅莹副外长讲的以上三段话，唏嘘不已∶寥寥三四百字，就认识价值而言，远远超过那些淡而无味的“万语千言”！

　　拙文用了“傅莹碰头彩绝非偶然”这样一个标题，也并非偶然。笔者为的是同读者朋友们一道解读∶人大新发言人傅莹的“首次闪亮登场”，为何会这样出彩，特别是对日本、英国、美国记者三个“非善问”之答，为何会这样令人拍手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