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是哈迪德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应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施工技术水平。当施工中出现技术问题时，如果建筑师能及时地与技术人员沟通，做出适当的设计调整或技术改进，那麽那些纰漏是可以减少或避免，并可以降低造价。其实，哈迪德更像艺术家，而不是建筑师。两者的分别是∶建筑师更关心业主的要求，艺术家更关心自己的要求。

　　当夜幕把纰漏和疑问都隐去的时候，大剧院在灯光的伴奏下，漂浮在夜空，变成闪闪发光的钻石。夜幕和光芒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些反常规的、多花了许多人民币的蹊跷设计其实与歌剧艺术无关，与实用功能无关，与表演效果无关，与观赏质素也无关。唯一有关的是哈迪德个人的艺术，她才是大剧院的主角。

　　从卡迪夫到广州

　　外国评论认为，广州大剧院是哈迪德事业的突破点。他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个突破点的荣誉本应在十五年前由英国人得到。一九九四年，哈迪德在英国卡迪夫赢得歌剧院国际 设计竞赛。当人们以为这将是她打破宿命的突破点时，英国人再次上演了“叶公好龙”∶卡迪夫政府以哈迪德的设计存在工程和财务风险为由，拒绝了她的设计方案。

　　《纽约时报》说，哈迪德在卡迪夫受到“毁灭性打击”。卡迪夫政府对她缺乏信心不是没有理由。哈迪德过去在国际竞赛中多次获奖，但那些设计方案只停留在纸上，从未建成，因此她被称作“纸上建筑师”。她的第一座付诸实施的建筑是一九九三年在德国边境建成的“维特拉消防站”。虽然评论界对这座“凝固的爆炸”啧啧称奇，但由於建筑设计不符合消防站的实用功能，只好把它改作椅子陈列馆。然而，她的设计越不实用，被拒绝的次数越多，她的名气反而越大，艺术地位越高。这种奇怪现象恰恰是艺术名利场的运作模式。

　　当人们以为这位建筑明星的梦将永远埋葬在卡迪夫时，她的梦想在广州变成了现实。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花不尽的不心疼的公帑，让西方那些难以在自己国家施展拳脚的建筑师来中国实现他们的痴心妄想。不过，中国人别指望会因此得到他们的感谢。尽管广州大剧院解救了一个遭“毁灭性打击”的建筑师，但《纽约时报》的说法是∶哈迪德“解救了一个垂危的城市环境”。

　　其实不必争论谁解救谁，这是中国的经济资本与西方的文化品牌各取所需的双赢结果。英国《独立报》有篇评论说，哈迪德的关键思想是∶“把常规的现代形式打碎，然後把这些不规则的碎片用新的方式重新拼合起来。”广州大剧院这块“石头”究竟打碎了什麽，将用什麽新方式把砸碎的东西拼合起来？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之後，我们就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