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此番查证、推测和分析在电话里跟杨苡作了详谈，她也觉得此信的写作日期可能没错，是她哥哥後来把出狱时间记错了，并随即将此事告知了在北京的女儿赵蘅。不几日，赵蘅发来邮件说∶

　　刚才我又打电话问他（杨宪益）当年写信的日期，是三月三十一日，还是五月三十一日？他想了想，没说话。我启发他又问，你回忆一下，是春天，还是夏天？他倒马上说是夏天。他说也许我写错了。但是再问他，你的英文自传上是写五一放出来的，他说也许他们抄来抄去搞错了。我再问，您是写信那时记性好呢，还是写自传时记性好呢，他就说不记得了。

　　总之，情况就是老先生对好些事都记不得了！但是有一点他很肯定，我舅母确实是五天後出来的。

　　这邮件看得我心里很难受，想想真不该去触动老人曾经的苦和痛，甚至觉得让一个老人说出“不记得了”实在是件很残酷的事┅┅但杨宪益“很肯定”戴乃迭“确实是五天後出来的”，则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对杨宪益夫妇出狱时间的推测是成立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出狱时间间隔五天，那也是杨宪益出狱後苦苦等待的五天；这等待是如此铭心刻骨，以至九十多岁的杨宪益“好些事都记不得了”，却“很肯定”地“确实”记得那“五天”┅┅我这样想。但这还只是推测，杨宪益的出狱日期依然无法定论。

　　好在赵蘅并没有因为杨宪益“不记得了”而放弃，她又去外文局了解杨宪益的出狱记录，但被告知没有存档；不过她询问了杨荧，杨荧回信说她是三月回京的，并说“爸爸的自传写错了。他们出来的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但是根据妈妈给Hilda（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笔者注）及其他朋友的信，确实是三月。她写的那封信的日期是72/3/29”。

　　此时，我也在反覆查证中找到了杨宪益夫妇三月获释的另一个证据，且与杨荧的回忆相合│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星期五），英国《汉顿时报》以“杨夫人的姐姐将赴中国”为题，报道了戴乃迭获释的消息。这篇报道作为附录收录在上文提到的《我有两个祖国》一书中，报道说∶

　　希尔达．布朗夫人将赴中国，探访胞妹。後者於入狱三年多之後，已经获准出狱回家。

　　┅┅

　　外事与公益事务部副部长安东尼．罗尔於上周在下议院宣布，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已经被告知∶杨夫人即将获准回家。

　　两天後，布朗夫人收到妹妹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平安到家，一切都好。正在写信。”

　　┅┅

　　这篇报道中的“上周”即杨宪益写信的那一周，而戴乃迭电报中“正在写”的“信”，即杨荧所说的“72/3/29”致希尔达的信。由此可以确证杨宪益是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狱的，同月二十八日戴乃迭获释，此时距离杨宪益夫妇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据雷音女士考证）深夜被捕入狱已近四年了。

　　确证杨宪益出狱日期之後，本打算写篇文章澄清一下，但一拖再拖迟迟未写，主要原因是自觉这一问题在现如今太过无足重轻│不说，杨苡那篇文章发表後，时间一天天、一年年过去，至今也不见有人提出疑问；说了，估计也会有不少读者觉得太“鸡毛蒜皮”，是小题大做。况且逝者已逝，文化凋敝，长此以往，再过若干年，大概也很少有人再提起杨宪益了。

　　但我终究还是觉得该写下来。因为将来不仅还会有人研究杨宪益，还会有人再写杨宪益传，而且总会有那麽一天，杨宪益将不只是作为一位翻译家、学者、诗人为世人怀念，而且更将作为一名战士，凯旋┅┅到那时，以良知和风骨融入我们民族记忆的杨宪益，其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不会再是“鸡毛蒜皮”，而将成为“历史重现”的一个个“支点”┅┅於是怀这种坚信，我写下了这篇也算考据的文章。

　　二○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夜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