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①

　　两人的信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也许张兆和这一生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