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的资料都说，胡适回到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离婚一事就此作罢。但大多资料都没有说明出处，只有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后面注明：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这件事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研究胡适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但文中也有很多话靠不住，比如说梁实秋要跟原配仳离，江冬秀帮他的原配打官司云云，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又说江冬秀后来恨曹诚英，弄散了她的一桩姻缘，也属道听途说。不过，这些差错，皆非石老先生存心撒谎，有的是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有的则是人云亦云，毕竟，他对江冬秀的了解也有限。石原皋说江冬秀拿裁纸刀去掷胡适，是他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发怒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菜刀的说法，其实是来自同为安徽同乡、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汪静之，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汪静之倒是言之凿凿，但问题是，他如何知道的呢？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以胡适的城府，不大可能跟这个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是个要强的女人，而且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汪静之不提出处，就有点可疑，毕竟这是言及胡适想要跟江冬秀离婚最重要的证明之一，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王映霞为戴笠堕胎的事儿就是他说的，他的依据只是王映霞在戴笠家住过一晚，而那期间王映霞堕过胎。可是他既未捉奸在床，又不曾看过DNA报告，这种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的事情，他倒能弄得门儿清？她的幸福，有她的道理汪静之说胡适回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个时间更是可疑之极。胡适是十一月三十号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日记显示，他每天都在译书、写序，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十二月三十号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记得婚姻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

　　至于江冬秀这边，她确实很泼辣没错，却非传说中的悍妇，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看他不算，竟然还躺在他的枕边，又被江冬秀撞了个正着。她居然只是“我三天没理你，你之后再三申明，我之后见着她没理过她。”不理会，已经算得十分隐忍了吧？胡适与曹诚英的这段情缘，与其说是被所谓的“江冬秀的菜刀”给吓住了，不如说本来对于他，就是人生里的一段际遇，在他与韦莲司初恋时，他对婚姻的功能已经想得很清楚，毕竟，他不是徐志摩那种多血质，他没有“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雄心壮志。那段爱情，是胡适自己放弃的，从渐行渐远渐无书，到只字不回，曹诚英后来上峨眉山要出家也没有吓住他。像莫文蔚的《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去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感情说穿了，一个人挣脱的，一人去捡。”胡适的天空里有了更多的星辰，曹诚英则一生执迷于对他的爱。江冬秀，应该算是一个受害者，在曹诚英事件出现之前，她对胡适的感情一直非常信任，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里双宿双栖时，江冬秀给他写信说：“我今天拿了你寄给我的扇子，我偶尔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这两首诗还是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四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把我的心都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她对未来有期望，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发现曹诚英之事后，她变得暴躁多疑，拆胡适的往来信件，两个人生起气来，能一赌气喝上二十碗酒，她的泼横在那两年展现得最彻底，如果我可以为她设计一句台词，我会让她对曹诚英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妻子的机会。”复原需要一个缓慢的时间，好在，江冬秀的灵魂是强大的，从她后来与胡适的通信看，两个人终生感情都不算坏。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去世后，江冬秀整理他身后的资料时，特地让他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写一份自己的小传放进胡适的资料里，这一举动说明，她觉得，在胡适的生命里，韦莲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江冬秀不是一个靠暴力维持自己婚姻的女人，她的幸福，是她自己挣来的，靠她的聪明、她的努力、她对人的善意、她没有被文化晕染过的敏锐的感悟力，江冬秀的幸福，是有她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