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去年8月、11月、12月与今年2月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说，应当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坚持古为今用，使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做出贡献，具体就是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这一论述对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又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特殊价值?
一、时代发展与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汉唐陆上丝绸之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明清东亚朝贡贸易体系，都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见证。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演化至今从未间断。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汤因比与池田大作这两位世界一流学者也共同认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以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肇端，人类历史从各个文明相对自治的阶段逐渐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西欧人以坚船利炮居于领先地位。到了19世纪，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已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开始引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制度革命等现代化进程，其影响迅速波及全球。在早期的中西碰撞中，中国的科技、制度、文化都受到质疑乃至否定。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各种思潮中，最为极端的思想甚至主张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
进入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的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也时有发生。西方人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感到忧虑，而各种西方以外的文明也开始文化自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民族特殊情况的建设和发展战略。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华传统文化重拾自信，中华文化复兴的意识日益强烈。而随着工业化造成的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人类也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趋向。相对于主要依靠探索、占据和开发新资源以满足一小部分人不断膨胀的欲望的发展模式，中华文明所奉行的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魅力又开始彰显出来，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理念又开始为世人所重视。这种“文化自觉”是对本有优秀文化的体认，是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发展前途自信的表现，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一方面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中不断吸收其精华，进行过多次创造性的转化和升华;另一方面也为外来文化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并成功地融入中华文化，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即是最好的例证。儒家谈仁者爱人，崇尚礼乐教化;道家讲道法自然，崇尚清净无为;佛家直指人心，崇尚觉悟自在。三者相望相资，相得益彰。
应该看到，与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社会制度等不同，现代世界多种文化的共通共融将会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精益求精的特质，以及开放交流、和平互动的诚意，必能够有效推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并在对话中完成自我的升华。中华文化自身的特质和诚意，决定了它不会冲击、消解乃至侵蚀其他文化的价值观;恰恰相反，中华文化会在努力展示自己文明中所具有的不朽智慧的同时，欣赏和尊重其他文化，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二、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的“礼”是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政治上，推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群体相处中，推崇“礼之用，和为贵”、“以礼节之”;在个人修养上，推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国家交往中，推崇“讲信修睦”、“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社会道德建设是亟需加强的。“坑、蒙、拐、骗、偷”不断花样翻新，“黄、赌、毒”、“假、冒、伪、劣”在一定程度上泛滥，致人伤残的恶性案件也时有所闻。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诚意不足乃至互不信任。这种“礼崩乐坏”的现实与“礼仪之邦”的称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应该以开放、坦承的态度来探究这种种乱象背后的根源，同时深入研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扬长避短，使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真正发挥价值。
社会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硬约束，但仅仅依靠这些硬约束、依靠对道德观念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离不开信仰和伦理层面的正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曾有以下的发问：
关于神和人共同关心的善恶的种种宏旨高论，对于听者的心灵会有什么影响呢?正义或不正义本身是什么?它们本身的力量何在?它们在人的心灵上，当神所不知、人所不见的时候，起什么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道德建设，知之不难，行之不易”。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在于重视信仰和伦理，使个体可以从中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通过个体的反省和对传统文化的体认，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追求。信仰是人的性格中一种稳定的力量，有信仰的人会从内心自发地规范和约束自己。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既需要法治的健全，更需要信仰伦理的支撑。
儒家文化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形成的“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力，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冲击，正在随着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松弛而日渐弱化，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如何与现代法制社会相适应、相融合，这些都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时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融通后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在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等方面有着更为普遍性的观照，这是弘扬传统文化时可以大有作为之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时应当充分关注宗教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努力运用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服务。
三、和谐世界与佛教文化
人类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如人类整体与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人类自身在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不和谐，人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人类个体内在身心诸要素之间的不和谐。随着时代发展，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发彰显其独特魅力，比如佛家倡导“六和敬”的理念——“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就是对人类社会种种不和谐的对症之药。
从善去恶、劝善止恶是佛教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引导。佛教的“五戒十善”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乐的家庭生活、和睦的社会秩序、和平的世界环境，具有直接的教育作用和约束力。
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圆融、普渡众生的精神和教义，能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中优秀的部分相协调、相彰显，具有亘古常新的价值。“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教的慈悲平等精神包容一切人群，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也不管属于哪个国家、民族，信奉何种宗教。
我们相信，中国佛教在承载中华文化自觉与自强的责任担当中，也必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