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习近平的回信，青年志愿者周俊特别自豪。
大公网讯 据本港媒体成报报道，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过给民众回信的纪录。201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在过去几年，习近平不止一次通过“回信”的方式与普通群众互动，收到回信的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澳门老年义工、坚守荒岛的垦荒队员、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去年7月，今年1月及除夕分别给湘西大学生龙贵菊、陕西小女孩江欣桐及在《新闻联播》上走红的“光屁股”小孩家庭来信做出了回覆。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领导人的回信往往在适当的甚至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发出，或者就重要的话题作出表态，回信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际遇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与民众书信互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展现执政风格手法和高层亲民路线表达。
回信带来“速变”效应
一直以来，在基层眼中，领导人回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信件通过组织管道自上而下层层传递送达，在不同的行政层级间也逐渐产生效应，常常可能推动某项政策的进行，改变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命运，也可能是一个个体的命运。2012年，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帮助湘西一个家庭贫困女孩龙贵菊上大学后收到龙贵菊的感谢信，一个月后龙贵菊收到了李克强的回信，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获悉后明确表示，2012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教育系统将继续採取有效的措施，整合各种资源，动员社会力量，确保考入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2008年湖北一家境贫寒小学生王孝进有感于从当年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而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叁天后温家宝回了信，此事让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而歷史上中共决心调整知青政策，也源于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1972年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下乡知青困境，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合理的因素，毛泽东回信后，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命运。
回信文本各有特色
领导人的回信用语大多平实生动，但也各有特色。习近平的回信较简短，多表“欣慰”。根据媒体公开刊登的歷次回信，习近平的回信一般不长，大约200字到400字之间，不超过一页纸。在回信开头先表达看信后的心情，对于来自基层的汇报，他经常使用的词是“欣慰”。如今年给北大本科生的回信中，他说：“得知你们近一年来不仅校园学习取得新的进步，而且在野外考古实习中很有收穫，甚为欣慰。”而张高丽则善用网络给民众回信。他曾29次在覆盖全国的互联网上领导与网民互动的平台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给网民留言作出批示。李克强的回信略带诗意，且会“挑时候”。今年1月他曾引用孟浩然诗句给陕西初一小女孩江欣桐回信，除夕夜当天给被网友亲切唤作“光腚娃”的小孩高宇博爷爷高俊平回信令高家一家甚为感动。高宇博因在李克强视察内蒙古包头北梁棚户区改造情况时，光着屁股“闯进”《新闻联播》节目镜头而有此机遇。
“小事”入信释出暗示
写信给领导人，理由有多种。若简单划分，写信的人群，大致可为两类：倾诉者，以及寻求帮助者。倾诉者向中南海表达喜悦，表达一种敬佩，或表达感谢。如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考察澳门期间曾与小区内的老年义工交谈。据《澳门日报》报道，一个多月后，老年义工们在给习近平的信中表示，对于老人家来说，有机会亲睹习近平的风采，虽然时间短促，但已令他们的人生更堪回味。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如2009年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芳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的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李芳就收到了温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分析人士称，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坊间可以捕捉到明显信号，以民众与高层互动的形式释出暗示，是“小事”入信的一大功用。
获高层回信靠“机缘”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据多位获得温家宝亲笔回信的内地民众事后透露，他们在投寄时採用了平信、包裹、挂号信、特快专递等。同时，由于并不知道温家宝的通信地址，他们只好在信封上直接写上“中南海温家宝”等“不规范”的收件地址。没想到这样的邮件，居然真的可以送到温家宝的案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件每年究竟有多少，这个很难总体考证，但依然有迹可循。比如，朱镕基在1995年冬天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曾透露他每年接到1万多封人民来信。而据《人民日报》2000年报道，当时在信访局收到的众多来信中，直接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一年约2万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年要读5万封人民来信，读到愤慨处，常拍案而起。
显然领导人无法凭一己之力封封过目，否则每年1万封信平均每天要看27封。事实上，一般情况下，这些寄给中南海的信通过邮政管道发送，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信程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经过信访部门，然后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製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塬件，则更为少见。
回信机率的“巧增之道”
通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是增大高层回信机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7年与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赣江186名小学生和湖北小学生王孝进分别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刘艷琼和朱建华给温家宝发出感谢信，都在第叁天就得到了温家宝的回覆。而中共领导人以不同身份到基层观察或参加活动时见过的人，也容易获得领导人给其本人的回信。如习近平在2008年给重庆小学生的回信，2009年给澳门老年义工的回信，2010年给垦荒队员的回信，以及今年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的回信。在高层视察过后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新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2011年7月，习近平给杭州市小营巷小区党委回信，对小区发生的新的可喜变化给予充分肯定。当年5月，小营巷小区党委致信习近平，汇报8年多来小区建设、小区党建和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筹建情况。
历史上的另类寄信管道
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有人会採用一些五花八门的管道将信送入中南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5年，叁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内地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于是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在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林克平的建议下，这封信件随同机要文件一起，邮件挂号，通过内线的秘密管道，进入了中南海。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製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而这封成功“过关”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内地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在19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如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叁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后来纺织局专门派车接送李昭上下班，即使如此，也不断有人往车里扔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给胡耀邦的，有时信件太多，李昭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俨然已具备信访机构的雏形。 1983年离开纺织局时，已积攒好几包信。
事实上，通过领导人身边人投书，在现在的内地政治生态中已不多见，这一奇景，也随冤假错案的大批平反，以及领导人个体风格的变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保留动作。
不过，即使是领导人，在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有无奈的时候。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作内部讲话指，“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
